2019年父亲去世整整50周年。清明节前夕。我们姐弟及孙辈聚首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烈士纪念堂为父亲祭扫。轻轻揭去骨灰盒上的党旗，拂去一年来的浮尘，将洁白的鲜花摆放在骨灰前，向父亲深深地三鞠躬，寄托我们的无限怀念和哀思。面对他老人家，我们热泪盈眶，仿佛看到父亲从延安到冀中，一路征尘，他那刚毅的神情，指挥河北游击军在冀中平原上同日伪军英勇战斗。历历往事，浮现在眼前……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日子里，重读父亲1957年8月5日在河北日报发表的回忆文章《从延安到冀中》，字里行间一路艰险，父亲那种对党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面对敌人那种勇敢、机智、坚定、沉着的气势，征途中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跃然纸上。
父亲1906年7月出生在河北蠡县第五区万安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只有二亩薄地两间破屋。共八口人（父、母、弟妹六个）。爷爷给人家扛长活，奶奶在家打扶子落线，洗洗涮涮做个针线活，弟弟年幼拾柴禾，人多地少加上地主的剥削，日子过得很苦，终年吃糠咽菜，吃不饱、穿不暖。父亲从7岁就帮家里拾柴、挖野菜，终年辛勤劳作。弟兄五个只有一床破棉被，你拉我拽，冬天经常冻醒。我的姑姑，长到六七岁，没有裤子穿，常年跪在土炕上，后来病死了。民国六年发大水，颗粒没收。欠下地主十六吊钱，因年久利大，即无力偿还，我二叔便去给地主当长工，多做活少给钱，逐渐抵消。遇到荒年欠收，父亲带着叔叔们，拿着打狗棍去要饭。冬天河里结冰，为了捉鱼吃，脱光了衣服，下到河里靠体温引鱼上来，冻的生痛，苦不堪言。一年大年三十，地主上家逼债，爷爷躲债跑出去了，家里过年买了几根油条做馅，包了油条白菜馅高粱面的饺子。地主说：“没钱还债，还有饺子吃。”说完端起饺子就往猪圈里倒，父亲小小年纪，跟在后面啼哭、央求。这件事对父亲刺激很深，直到晚年还常提起这事。父亲常常看到我奶奶为家里揭不开锅而偷偷落泪。有一次，父亲到处找不到我奶奶，以为她想不开寻了短见，拉着弟弟们到井边和苇子坑边哭边喊，找到奶奶后，娘儿几个抱头痛哭。父亲到13岁便到大姑家高阳县北芦台学织布打扶子落线，寄人篱下，常遭到亲戚的白眼和数落：“我们家没有你这样的穷亲戚！”有钱人家的孩子，手举着白面饼卷着鸡蛋做吹喇叭状，故意气饥肠辘辘的父亲。父亲在外面拾柴火，他们合起伙来打父亲，把他推到枯井里，父亲忍气吞声，不敢告诉家里，怕大人伤心、生气。有一次，父亲被打急了，便把一个坏小子的辫子缠在脚上踩在地上，愤怒的说：“你打死我，我不受穷了，我打死你，你别享福了！”喊出穷人的志气和反抗压迫的心声。1924年，父亲18岁长大成人了，强烈的感到世道不公，心里总在想，这样的日子何时熬到头啊！为生存，为了改变现状，父亲毅然离开家乡，到保定去讨生活。没有盘缠，一路上帮人推小车，挣几个饼子吃，先到保定，后到了天津。天下乌鸦一般黑，1925年1月父亲在天津玉丰纱厂做工，干活不给钱，大伙气急了，父亲和几个工人合起伙来打了工头后便离开了天津，去了北京。这段人生经历刻骨铭心，并深深地影响着父亲。不甘压迫！要抗争！
父亲1925年8月到北京投奔了西北军，当兵吃粮。当时正值西北军首都革命，把清溥仪帝驱逐出宫，冯玉祥将军实现了他一生中的理想和壮举。1926年4月，在奉、直军阀联合进攻下，西北军退出北京到南口与奉军作战八个月。父亲当时在西北军警卫二旅当班长。1926年9月即编为第十四团当班长，后随部撤到内蒙包头，两个月后又开赴绥远五原县。1926年9月16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将西北国民军改名为国民军联军，接受国共合作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提出配合南方革命军北伐，打倒北洋军阀政府。父亲同大家一起参加了热血沸腾的誓师会，五原誓师后父亲调往手枪团一营二连任副连长。1926年12月所在国民军第二军向西安进发，一路作战经宁夏，打得马鸿奎投了降，后经甘肃到西安，打垮了刘振华。有力的配合了南方革命的北伐战争。1931年12月西北军第二十六军17000余人在董振堂、赵博生领导下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父亲从1925年8月至1931年12月在冯玉祥西北军，任班长、排长、连长、副营长、手枪队队长。
冯玉祥是具有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将军，他坚持抗战主张，为民族大义奔走于抗日救亡活动。他一生简朴清廉，厌恶奢侈浮华，夫人李德全也以朴素著称。冯将军带兵几十年，却不像别的军阀那样克扣士兵军饷。他同北洋军阀，蒋介石集团中的官僚所过的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腐化堕落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海内外的中国人中广泛传扬。1942年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冯玉祥将军六十寿辰祝词中给冯玉祥将军极高的评价。世人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冯玉祥所统帅的西北军这一个庞大的军事集团，它表现了中国其他武装集团都不相同的特点。它像一个奇怪的大熔炉，它蕴藏着、孕育着、锻炼着无数的红色革命火种，而这些火种，一到关键时刻，就突然变成熊熊烈火，汇入到中国所领导的钢铁洪流之中，请看以下事实：1931年12月原西北军第26路军高级将领，员赵博生、董振堂所率领两万余人举行“宁都起义”参加红军。为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围剿”建立了历史的功勋。1932年长城抗战的西北军赵登禹大刀队使日寇闻风丧胆。1933年冯玉祥和公开合作，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热河抗战吉鸿昌、方振武为代表的抗日将领收复了多伦等塞上名城，全国振奋。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首先英勇殉国的是西北军29军高级将领佟麟阁，赵登禹。还有枣庄会战中壮烈牺牲的原西北军高级将领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的主力部队，孙连仲所率领的集团军，也是冯玉祥的老部队，孙连仲将军1945年代表国民政府在北京故宫太和殿签订日本投降书。在民族存亡的历史时刻，在国军正面战场上为抗战胜利做出历史性贡献……
在冯玉祥军队的六年经历，冯将军的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对父亲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父亲参加红军后情绪非常高涨，但革命道理懂得少，对革命队伍的传统还很不了解。因此，父亲便要求军团政委肖劲光、政治部主任刘伯坚批准去红军大学受训。出发前，父亲和其他几位干部一道到驻地办手续，在一间民房里，看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热情的接待了他们，简单的问过每个人情况后周副主席说：“你们稍等一下，同志要见见你们”。很快周恩来陪身材魁梧的一起进屋，同志满脸笑容和大家打招呼，博闻强记得周恩来一一将他们介绍给，当介绍到父亲时，周恩来说：“这是孟庆山同志，冯（玉祥）先生的手枪队长。”父亲上前一步给敬礼，高兴地握住他的手，热情的鼓励说：“以后可大有用场了。”父亲高兴地表态：“当了红军，我们浑身是劲。”笑了：“有了你们，红军会发展得更快了。”当天父亲就和大家去红军大学报到了。晚上父亲久久不能入睡，白天见到周恩来和的情形又出现在眼前。中央首长的鼓励，红军大学的热情接待，使他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因为战斗紧张，在红军大学学习了半个月，父亲被分配到了一方面军一军团8师24团当副团长，参加了入闽作战。当时部队损失减员大，两个月后，父亲又到了3军9师22团任团长，先后参加了乐安、宜黄、建（宁）、黎（川）、秦（宁）等战役。红军各部队激战后，来不及休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就开始了。当时同志是二十团团长。因和师部失去联络，决定两团配合作战。在回忆录“横刀跃马”中写道：“面对复杂的敌情，孟庆山突然提出带几个人化装去高阳湖一趟，摸摸敌情。听完，不禁愣了一下，兄弟部队一个团长到敌人堆里去侦察，太危险了，二十四团金团长说：“孟团长也是宁都起义过来的，他对旧军队熟悉，没问题，你下决心吧。”父亲上午出发，下午侦察回来，把侦察到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随后依敌情制定了作战方案。转天清晨，父亲指挥全团部队首先冲进村，早起的敌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太阳出山的时候，红三军团向蛟阳湖压过来了。这次战斗不但消灭了52师，活捉了师长李明，连企图与李明会合的敌59师师长陈时骥也成了我军的俘虏。战斗结束后，当时苏区报纸（红色中华）报道了这次战斗，大标题是“我红军空前光荣伟大的胜利”父亲在报纸上受到了表扬。随后，父亲率部队又参加了水口战斗，这一仗也是个胜仗，此后不久全师奉命去攻打乐安城。由于当时师长彭雄负伤，师政委是位刚从国外回来的同志，不懂军事，缺少经验，由参谋长代理师长指挥，由于敌情掌握不够，指挥中采取死打硬拼的办法，导致部队指战员牺牲减员太多，手负了伤，金团长牺牲，父亲冲锋时身负重伤，子弹从腰间穿过。幸好没有伤到重要部位离腰椎仅2厘米，当时警卫员惊讶地说：“团长，你真命大！”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窃取了中央的领导地位，红军战斗伤亡很大，父亲调到一军团一师一团当代理营长，也降职到一团当营长，后来当一团团长，三甲掌战斗打响后，父亲带一营配合二营、三营从正面往下压，敌人终于被打垮了，此次战斗中，红一团损失也不少。但是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总政治部报纸登载了一团的战绩，从此红一团更有名了。不久，父亲又接到通知，让他去于都县报到。在总部，周恩来看着朱德和博古，转向父亲说：“我们商量过，你去军委教导团当团长吧。”父亲听了楞了一下，说：“我没文化，当不了教导团团长。我还是回前线吧。”周恩来严肃的说：“你是冯先生的部下，作战非常勇敢，去教导团和打仗一样，只要有决心就一定会办好！”说着，拿出一枚图章，往一张任命书的纸上使劲一摁，说道：“命令下了，你尽快去上任吧。”父亲被任命为军委教导四团团长，转眼半年过去了，父亲在岗位上干得很好。有一天，军委忽然来了命令，教导第四团补充到红三军团。父亲调到三军团司令部当参谋。在这段时间里，战斗频繁，父亲几乎天天跟着军团长彭德怀去前线，部署战斗任务，了解敌情。在和彭德怀相处的日子里，很快互相熟悉起来。随着五次反“围剿”战斗的不断失利，根据地在缩小，红军战斗减员慢慢的变多，基层红军干部越发缺少，彭德怀对父亲说：“庆山同志，你去军团干部队当队长吧。”父亲愉快的接受了任务。当时军团干部队驻在高虎老万年亭，父亲当天下午就去报到，并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在前两年的时间里，父亲先后负伤六次身体已非常虚弱。
五次反“围剿”后，红军被迫战略转移，1934年10月父亲随部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长征。在翻越雪山前衣服单薄，为御寒，用庙里的破幔帐裹在身上，越向上空气越稀薄，气温越低，父亲在长途行军中，好长时间肚里没食了，走着走着，只觉得眼前一黑，晕倒掉到雪沟里，后面的红军战士赶紧跑过去，把父亲抬出来。父亲凭着惊人的毅力，带着伤继续跟部队前行。过草地时，走了三天四夜，草地中布满了深不可测的泥潭，淤积的黑褐色的水有毒，人和牲口喝了轻则呕吐，拉肚子，重则丧命。父亲腿上有伤口，感染红肿溃烂。出草地前，上级命亲返回去寻找掉队的人。父亲说当时一点劲也没了，硬是咬牙坚持达成目标，终于追上大队，总支书记彭绍辉高兴地握住父亲的手“老孟辛苦了！”根据父亲在长征途中的表现和加入红军后的长期考察，在1935年4月批准父亲加入中国。出了草地，随着季节的变化，阴雨连绵，道路泥泞，父亲的胳膊伤口上长了蛆，腿肚子的伤因没有药医开始溃烂长蛆。父亲用刺刀把蛆挑出来，用盐水洗伤口。为了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军团政治部领导决定留下一部分伤病员，其中也有父亲，但他几次坚决向领导表示再难也要跟上队伍！就这样，父亲凭着必胜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向陕北继续前进。军团干部队到达陕北蟠龙镇后，卫生部鉴于父亲的伤情，介绍他去永平医院养伤，之后，去十五军团七十五师二二四团任参谋长。1935年11月父亲和二二四团团长韩先楚一同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在各部的协同作战下，一举歼灭了东北军109师。战斗中父亲身先士卒，在进攻中又受了伤。1936年2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东征的宣言。东征前，伤愈的父亲归队。部队到达定边，在花马池与马家军展开激战，为消灭敌人，父亲两次带人抵近侦察，行动中被狡猾的敌人发现，交火中父亲负伤，但他们沉着应战，全歼了敌人。战斗胜利结束后，父亲因作战勇敢被师部奖励怀表一块，衣服一套。西安事变后，二二四团奉命开往前线，准备打何应钦，后因局势变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父亲即要求去刚刚组建不久的抗大学习，1937年1月进入抗大，成为第二期学员。在抗大，不但学文化，还较系统的学习党建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军事上学习了预期不预期的建制遭遇战。加之抗大艰苦奋斗的传统、实事求是的作风使父亲受益匪浅，从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抗战全方面爆发。在延安和孟庆山谈话后，父亲作为党中央特派员，肩任重任，只身赴河北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武装，直至出色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任务。1939年8月冀中党委选举父亲为七大代表。1940年4月离开冀中赴延安。后因局势变化，七大延期，组织上留父亲在延安学习，1940年9月进入军政学院学习。时间九个月，1941年8月至1942年3月在军事学院高干队学习。1942年至1945年在延安党校学习，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
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按组织分配，回冀中九分区任司令员，1947年1月调冀中区党委武装动员部部长、冀中军区副司令员。
1949年省军区成立后，任石家庄军分区司令员。1950年9月任河北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并兼任河北省体委副主任。由于战争年代负伤流血过多，工作环境艰苦，积劳成疾。解放后心脏病、肺气肿、伤口痛等各种疾病加重，血压升到200多，坚持正常工作已十分困难。当时的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林铁同志对父亲很关心，劝父亲：“老孟放下工作到北戴河疗养一段时间吧，周总理知道了你的病情，要安排你休息。”从1950年至1955年很长一段时间在疗养中度过。1955年7、8月份，军区开始为干部授衔做准备工作，有关领导同志多次征求父亲的意见，究竟授什么衔合适。父亲的情况有点特殊，他是红军时期的团职干部，但在抗战初期是军职干部，不少老战友，老部下反映：老孟是红军时期的团长，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关键人物，最低应该授中将，父亲面对这些反映，很中肯的说：“授什么衔我都没意见，几十年出生入死，有许多战友都倒下了，没看到胜利这一天。我一个放猪的孩子，有今天，我很知足了。我身体一直不好，文化也不高，听从上级的安排吧！”父亲几十年就是这样，党组织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给组织提条件，找麻烦。
1955年9月27日下午，当毛主席在怀仁堂握住父亲的手，亲切地问道：“你是冀中的孟庆山吧！”父亲立正回答：“是，主席您还记得？”主席笑着说：“哪怎么能忘记啊！”同时父亲被授予了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衔后，父亲继续担任河北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河北省政协主席，另外还兼着体委的领导工作，是全国政协第三、四届特邀委员。
解放后，大批冀中的干部进了城。许多老同志和父亲很熟悉，大家尊重他，时常到家里看望。作家梁斌把自己写的“红旗谱”送给父亲提意见。父亲1964年离休。
1966年爆发，父亲的许多在领导岗位上的老战友都成了“走资派”“叛徒特务”。为了整倒这些老干部，经常有一些群众造反组织带着介绍信找到父亲搞外调，企图从父亲那里搞到一些可当作所谓的证据材料。父亲面对他们，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坚持实事求是，尽自己的努力来保护这些老干部，当时这些老干部主要是在冀中工作过的，这些老干部和我父亲都共过事，比较了解。父亲对他们说：“他们不可避免工作中有错误，中央也清楚嘛，如果你们还要了解什么，可以到中组部，我这里不能提供什么材料。”父亲坚持了原则。1967年至1968年，父亲接待了一百多群众组织外调人员，在外调造反组织的反复冲击下，病情加重，有时从办公室出来，头晕脑胀扶着墙走。1969年除夕的清晨，父亲突发重度脑血栓，深度昏迷，当时正值进入九大召开前夕，昏迷三天后，经抢救无效，于1969年2月17日永远离开了我们。终年63岁。1969年2月21日河北省军区开了追悼会。周恩来总理知道后，批准骨灰进京，23日由三总部、各军兵种、、北京卫戍区等单位派代表参加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再次召开追悼会。
回顾父亲孟庆山一生，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苦水中长大，生活在社会最低层，为生存而挣扎，饱尝人世间的辛酸。这种人生经历造就了父亲吃苦耐劳、奋勇抗争的不屈不挠的性格。六年的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的军旅生涯，锤炼了父亲优良的军事素质和强健的体魄，为日后的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红军队伍中，身经百战，负轻、重伤六次，百炼成钢，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带着伤走完长征路。红军时期的经历锻造了父亲勇敢、顽强、不怕牺牲、不怕流血的精神，丰富的斗争经验。抗战初期，毛主席亲自点将父亲只身一人离开大部队，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冀中开辟了中国领导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在冀中的工作中，再现了父亲坚强的党性原则，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表现了一个真正员的高风亮节。
父亲孟庆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在党中央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八路军东进战略行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他只身一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有多大成功的把握，谁也不知道。但是父亲成功了，他大智大勇，依靠地方党，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为最终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在抗日战争中战略、策略等方面成功的实践者和先行者。为领导全民族夺取抗战胜利创造了丰富的经验。父亲孟庆山不负毛主席党中央的重托，胜利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任务。人民将永远铭记他的丰功。
正如同志在1937年5月7日发表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干部问题这一节中指出的：“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上的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处理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